随着索因卡和迈哈福兹相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填补了非洲和阿拉伯地区的空白之后，各种高论叠出，比如“不公平说”、“不屑一顾说”、“无所谓说”等等。

我的理解是看看我们现代文学、当代文学那些所谓的领衔之作与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品比较一下就清楚为什么接不上轨了。

一个民族经历灾难固然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极“左”铸造了一个民族的不幸性格。

人们开始尘封历史，遗忘过去，稀释血性，放弃原则。

相继而至的历史惩罚是生态危机、人口危机、文明危机、信仰危机……

为什么一个拥有过太多英雄与史诗的民族，总是徘徊、挣扎、淹没在人造的灾难里？

有一位生前寂寞死后好评如潮的作家是这么说的：古往今来的一切大智者无不是这样做的。这两种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以这样分界，前一种一世的修为，是要做个如来佛，让别人永世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后一种是想在一生一世中，只要能跳出别人的手掌心就满意了。我想说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做后一种知识分子，因为不管是谁的手掌心，都太小了。

为了不再毁灭希望、放逐思想、扼杀灵魂、泣血信仰，人们必须恪守生命的原则，只有如此才能还人以人，还生命以生命，社会才能趋于平和、宁静。

这就是我创作长篇小说《生命原则》的初衷。

文学艺术做为人与人心灵交通最有力的媒体，它的超功利性质是任何集团或个人都无法完全驯顺它为自己狭隘的利益服务，而我们这里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学术思潮的泛政治化隔膜了学术发达的通道，从而使文学偏离了自身的艺术规律。在作品中不去关心人的本身，不去注意关心人类生存的艰难与无奈，不去深省自身的弱点并发现人类的弱点，不能面对自己与人们共有的精神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忏悔意识……

当今文学面临的一个极严峻的课题，就是世界政治、经济危机和战争所带来的诸多严重后果，这就是人性的完整、人的存在价值和终级意义所遭遇的挑战。而那些成为世界艺术经典的作品无一不是对这个时代和人类的永恒境况，提出一个鲜明独到的解释，并勇敢地致力于人类生存现状的探究，体现出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比如布宁、高尔斯华绥、刘易斯等对工业文明带来的唯利是图与物欲横流的激烈否定；比如法郎士、罗曼罗兰、彭托皮丹、萧伯纳等人对资产阶级传统文化的强烈批判。而这些批判都能基与生命哲学的高度、推崇生命的本能与活力。在这些作品中不少主人公为了承受外来的压力，原本的性格不得不扭曲、变形，而造成人格上的裂变。这些作品在某一时期没有人道，没有理想，甚至充满了荒诞与邪恶，却不意味着这些作品失去了理想的信念。恰恰相反，在强烈批判与否定的背后隐含着最激进的追求，一种浮士德式的超越一切现实的追求，启发人们对人生价值作形而上的反思。因为这些大师有一种共同的不容置疑的强烈信念，就是悲观并非颓废，而是对救赎人类的一种强烈的热情，黑暗的本身将成为光明，最深的阴影将是光源所在。

而对中国作家危害最深的是从类出发的形而上学思维，美与丑、善与恶、黑与白、富有与贫贱、丰满与干瘪、正面与反面、好人与坏蛋等等，这些非此即彼的二律背反式的思维定式，与人类的本性本质相去甚远。

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人物如何会被世界文学画廊所接纳呢。

这是再浅显不过、再明白不过的问题了。

日本人大江健三郎的成功给我的启示是，他相当及时准确地把握住了世界文学的当代意识，比较融洽地解决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从社会、生理、心理诸方面观照人类共同的生存空间、矛盾纠葛……以及共同的性情契合点。

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被我们忽视掉了，当人类的生存环境变得恶劣时，面对孽生疯长的毒蘑菇般的枯树，应该把人类失落和遗忘的绿色植物显示出来，唤醒人类对绿色世界的记忆，从而摒弃对绿色世界的漠视，经心地爱护她、守护她。

当然我这里所指的生存环境包括生活空间与心灵空间。

而后者更是我所强调的。

文学的触角不仅应该延伸至被民族、国界隔开了的异邦、异域、异风、异情，去寻找生命的舞伴，还应该探入被历史尘封和社会淹没的地方，寻找被掩盖的属于人的东西，从中发现它的沉甸甸的价值，从所谓文明的外壳下边观照被粉饰的兽性、野性……如此多元、全方位、立体化地探究人最本质的存在。

我以为生命原则应该有三层意思：一是生存，生存是生命的第一法则，生活着是美丽的，即便是尴尬地活着，与死亡相比也是美丽的；二是作为个体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无论是权贵、政要，还是草民、乞丐，概莫能外。个人的命运融于大众之中，与大众的命运合而为一，它的凝聚力便是人类的爱心；三是个体生命的尊严是不容摧毁的，强大的生命纵然有钢铁般的手腕也不要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与弱小的生命，不要随心所欲地决定或伤害弱小者的命运，而弱小的生命不可以逆来顺受，接受决定或伤害。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个优秀的民族从此便能拒绝“左”祸了吗？

在好了的伤疤上面就不会再出现伤痕就不会再流血了吗？

作为一个曾遭受人类无数次疯狂打击的民族的后代，虽然在谎言欺骗、陈词滥调与迷信崇拜面前，我已经能冷静地接受并保持一种理智的心态，但面对人类再度出现的困境与厄运，悲观的心绪便如潮水阵阵袭来，有时甚至难以自拔。

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有三个比喻，让我受益匪浅，从某种意义上说，使我找到了作品构思时思想主题的支撑抑或抓手。这三个比喻是日喻说、洞喻说和线喻说。前者是在弘扬善，线喻说讲的是知识与见解的分野。是对作家知识结构的要求与界定。洞喻说表达的要旨是，人们大都是关在洞穴里的囚徒，对世界万物的认知被很多莫名或有名的意识形态所束缚与限制，只有摆脱这些束缚与限制，才能获得对世界万物的准确认知。这一定对作家而言至关重要。

洞喻说是一个作家从普通走向杰出的关键。

好作品是有基本定位的。即是用最朴素的语言承载沉甸甸的社会命题，这命题必须拨动社会肌体最沉重的那根弦，换言之是触动社会肌体最柔软的部位。所描写的文字是广大作家们心中皆有而笔下所无，最最重要的是这些文字能引起千千万万读者强烈的思想共鸣。

读好的作品让读者觉得不是在读作品，是在读一个跳动的灵魂，写好的作品的作者本身觉得不是在写作品，而是在张扬舞动灵魂。无论是作者或读者，都忘记了文学作品的存在，只看到灵魂在闪光在呼应在跳动。

这样的作品即为好作品，这样的作品是经典之作，能够传承，能够流传。

正因为有了上述的思想支点，才有了68万字的长篇小说《生命原则》，不久此作反响强烈，被国内一线评论家一致认为改写了喧嚣一时的“右派文学”。20多年如白驹过隙，但这部作品愈加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对这部作品此刻我不想罗嗦什么，见仁见智由别人去侃吧，不过有一点儿我可以不顾别人耻笑地说出来，我从40年前开始涉足文坛的时候就盯上了诺贝尔奖，或许我此生将与此无缘，但我一直都在默默地做着不断的自省与努力，我一直这么认为做为一个把文学当成毕生追求的人得不到这个世界文学的最高奖项是可以原谅的，但从一开始就不把它当回事儿是不可以原谅的。

《生命原则》问世后，文学圈内那些对我漠视与迟钝者，开始寻找我那些近年发表在浩若烟海的刊物里的中短篇小说，比如象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中篇《照亮故乡》、《北方文学》上的中篇《莲花赋》、《清明》上的中篇《民间故事》、以及发表在《莽原》上的中篇《皇天后土》、《太平洋艺术公司》、《公爵王》、《秋放芦花》等等。他们读完这些中篇后，相继产生了与读完《生命原则》后差不多相同的感觉。

《生命原则》完稿期间，京津地区有三家权威出版社看到此作的梗概后都立即做出积极的反映与热情的态度，但我还是交给一直信任我支持我的中原农民出版社，我的理由很直白：除了我信赖他们的敬业精神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认为作品的本身一如节日期间所燃放的鞭炮，只要鞭炮本身的质量过硬是枚响炮，至于由谁点燃那就是很次要的了。

举出《生命原则》的例证，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作品是必须有思想支点的，换言之是必须有“魂”的。

没魂的作品是苍白的，怎么努力也走不远。

【作者简介】南豫见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连任四届省文联委员、五届省作协理事、三届市作协主席。出版13部文学专著。其文学成就被香港媒体称为中原大地隆起文学青藏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