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率团出席“博鳌论坛”并举行“习萧会”之机,萧万长代表马英九正式向习近平提出台湾加入“亚投行”的要求,习近平以一连三个“好”来回答,应是为台湾地区加入“亚投行”发出了“入门券”。因此可以说,“微笑老萧”这次出席“博鳌论坛”,又为台湾地区作出重大贡献,完全可以媲美七年前他参加“博鳌论坛”,与胡锦涛会面时,达成了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前提下,恢复海峡两会协商的共识这一重大突破。
实际上,2008年四月间的“博鳌论坛”,萧万长搭配马英九的“马萧配”刚以二百多万票的差距狂胜“大选”,马英九在五月二十日宣誓就职前,籍着“博鳌论坛”举行的机会,委托萧万长向胡锦涛提出恢复两岸谈判的要求,而胡锦涛则爽快地予以正面确切的响应。此后,海峡两会先后进行了十次协商,签署了二十一协议,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和共同意见,促成了两岸直航,清除了制约两岸交流合作的诸多障碍,广泛惠及了两岸民众,还拓展了两岸合作领域,丰富了两岸交往内涵,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ECFA”的后续性协议《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遭到民进党的恶意抵制,至今仍然未能完成“立法院”审查,但两岸经贸合作的大架构,已在“ECFA”中搭建了起来。
而今次萧万长所提出台湾地区加入“亚投行”的诉求,则是意味着台湾地区要籍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走向世界,提升台湾地区在世界上的能见度和实质地位。这正是马英九2012年竞选连任,与蔡英文进行电视辩论时,提出的透过大陆走向世界的论述,予以具体落实贯彻的发端。当然,这也是台湾地区在受到各种内外主客观环境条件制肘之下,能够参与国际间多边沟通的一个极佳机会。而且,更是直接否定蔡英文在电视辩论中提出的“从世界走向中国”的谬论。
这也难怪,为何在台湾地区参加“亚投行”的议题上,蔡英文会踌躇不决,连民进党的党员也批评她“反应慢三拍”。这除了是蔡英文对台湾地区参加“亚投行”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并以“凡是派”的态度对马当局的各项政策措施予以“条件反射”式的反弹之外,恐怕也是与蔡英文自己担心将会形成“自我否定之否定”的效应有关。
蔡英文为何会政治眼光如此短浅,受困于自己所筑构的“从世界走向中国”的定位?蔡英文不是对自己明年能夺得大选信心满满吗?她自己也像她自己所创办的“想想”网上论坛那样地想一想,由于民进党未能废除“台独党纲”,也不承认“九二共识”,因而即使是明年能够“黄袍加身”,也不但是难以恢复两岸谈判,更难以参加国际组织活动,可能连台湾地区每年都可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世界卫生大会”的机会都给撤销。因此,倘若台湾地区能够抢在今年底“亚投行”正式运作之前,即使是不能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也可作为其普通成员,而民进党在明年一月的“大选”中实现再次“政党轮替”,届时民进党就可运用“国家或地区继承”的原理,继承马当局的这一政治遗产,也当起“亚投行”这个堪称为“经济联合国”的成员单位。这正是民进党孜孜以求的事情,不知为何持有国际贸易法学博士文凭的蔡英文,却钝笨如此。这正是“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人蠢冇药医”。
实际上,正如萧万长所创办的“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在他启程前往博鳌时发出的新闻稿所言那样,积极与正面看待“亚投行”及“一带一路”的发展,将有利于台湾参与国际区域整合、全球市场开拓,并推动两岸产业深化合作。而马英九在萧万长启程前会见他时,所强调的台湾地区参与“亚投行”的三大理由:一是台湾地区可在此一组织扮演区域和平缔造者、人道援助提供者,让台湾成为国际间的资产而非负债;二是希望参与区域经济整合,使得台湾地区成为“亚投行”未来受惠的成员,这对台湾地区未来参与“TPP”或“RCEP”都是正面的;三是大陆提出“亚投行”已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台湾不应该旁观,应该积极参与,倘若台湾地区不表态参加,反而会让外界觉得,台湾不支持国际间协助发展较慢国家的基础建设,也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
对此,台湾地区与“亚投行”议题相关的三个机构,包括“财政部”、“中央银行”和“金管会”,其负责人都持正面积极态度,并正在积极研拟,台湾地区以何种形式,什么称谓参与,较为适当。
这正是马当局既期待,又担心的问题。实际上,台湾方面对其在参与国际组织活动时地位及称谓的问题颇为敏感。因而“行政院”特意为台湾是否参加“亚投行”问题召开过跨部会会议,初步产生几项台湾加入的原则,包括名称适当、加入后与其他会员的权利、义务相等。陆委会高层虽然认为,只要台湾加入“亚投行”的名称适当,且加入后的权利、义务与其他会员完全相等,那台湾加入任何国际组织都是好事,但却又矫情地声称,在加入“亚投行”的名称方面,“香港模式”有矮化之嫌,绝对不行,但还有很多方式可以考虑。
大陆方面是极有诚意欢迎台湾地区加入“亚投行”的,并也已明暸到台湾地区对于称谓的顾虑,因而外交部长王毅在“博鳌论坛”被台湾媒体问到台湾应以何种名称加入“亚投行”时,就指出“按国际上的惯例来办”。而海协会会长陈德铭也表示,从大方向看,大陆方面没感觉有什么困难;台湾担心的问题,过去有惯例。
“国际上的惯例”或“过去惯例”有三种,一是“奥委会模式”,台湾地区以“中华台北”称谓参与;二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模式”,台湾地区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名称参与;三是“亚洲开发银行模式”,台湾方面不满大陆方面将其会籍改为“台北, 中国”,因而每年参与都会提出抗议;其四是“世界卫生大会(WHA)模式”,台湾方面以“中华台北”的名义,由部长以观察员身分,但观察员没有投票权、被提名权和参加总务委员会的权利。而“亚投行”是由中国大陆所发起,而且总部也是设在北京,这就对“一个中国”的要求更为严格。
从上述四种模式看,“中华台北”是最佳称谓,因为它最符合“宪法”及“国统会”《关于‘一个中国’内涵》的“主权”及于整个大陆,治权仅在台澎金马,首府在台北的政治现实。至于“WTO”模式的“台澎金马经济体”,并不适用“亚投行”,因为这只是经济组织,更不适用于籍着透过“亚投行”及“一带一路”,参加更多的国际组织。而“中华台北”则可以延伸到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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