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届88岁高龄的戴园晨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本会的副会长。在中国经济学界，他被认为是“渐进式”加“小配套”改革理论的代表性人物。这位长期供职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见证了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中诸多重要的争论，参与了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不久前，这位耄耋老人抱多病之躯接受记者专访，回溯了在中国改革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双轨制”改革理论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萌芽

　　记者：据你了解，中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在理论上是何时萌芽的？又是怎样发芽的？

　　戴园晨：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就实践而言，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不过，从经济理论探索来考察，1956年，在“百花齐放”的号召下，理论界有过一段思想活跃期。当时，我参加了由几个中央单位组织的对上海工商企业间矛盾问题的调查，听了不少企业的申诉。当时，我和王琢同志讨论，对于正在普遍学习的苏联科学院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阐述的国营企业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已经越出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之外的观点提出疑问，我们认为，各个国营企业不论是商业还是工业，都是独立的经济单位，彼此之间的经济往来应当是“亲兄弟，明算账”。在此认识基础上，我们合写了《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价值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的理论文章。

　　新旧双重体制并存格局是因何形成的

　　记者：你曾说，沿着“渐进式”加“小配套”模式的思维逻辑，自然就会导出这个结论——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新旧双重体制并存格局。那么，这种格局具体是如何形成的？

　　戴园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是，和改革的目标相比较，新体制的框架尚未形成，特别是经济运行尚处于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双轨制阶段。那么，这种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呢？

　　根源在于，中国原来的经济运行，是靠纵向的金字塔式行政隶属系统的层层指令来贯彻的，它不需要市场，所以，原来的市场发育程度很差，经济运行机制便不可能一下子由行政协调方式转到市场协调方式，而是不得不采取分步推进的方式开放市场，有些部门和有些产品已经放开，其价格已经由供需关系在市场形成；而有些重要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则还没有放开，供需衔接还要通过计划调拨分配，价格还由国家制定，但又允许企业把一部分产品自行在市场出售和按照市场价格成交，这样就形成了当时经济运行中的双轨格局。

　　双轨制的提出，是想以慢慢蠕动的方式逼近改革的目标，逐步理顺价格并且形成以市场调节为主体的新体制。但是，生活的现实却是出现了通货膨胀，价格还没有理顺而各种商品的价格却在轮番上涨。为了减少社会各阶层的抱怨，不得不用行政手段来稳定价格。慢慢蠕动使人们产生了何日是尽头的疑问，特别是刚有所理顺的价格又趋扭曲，形成治丝益纷、理不胜理的局面。

　　直面价格改革，推进竞争性市场的形成

　　记者：双轨现象似乎不限于价格领域。

　　戴园晨：是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双轨并存格局，虽然以双轨价格为集中表现，但实际上遍及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计划有双轨制，物资流通有双轨制，财政预算有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的双轨制，劳动工资有受控制部分与不受控制部分的双轨制……类似种种，随处可见。

　　双轨制一方面是实际生活中各种矛盾得不到彻底解决时妥协的产物；另一方面则和由来已久的“死一块、活一块”的板块结合的改革思路有着联系。这种“死一块、活一块”的板块结合在一方是主体而另一方仅仅作为补充的状况下，矛盾并不突出，而当两者相对峙相抗衡时便会产生剧烈的摩擦；而且当这两者是相互排斥的此进彼退的关系时，这种板块关系在实践中便很难结合。

　　再从改革的目标来说，经济运行的双轨制也是不能长期存在的，因为双重价格和双重运行机制意味着的利益关系差别总是会造成力度不同的矛盾和摩擦，使得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因多方面的利益矛盾而难以结合。这也就是说，实现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改革目标，是不能以双轨制为基础的。要使整个社会经济活动都处于市场关系之中，而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又都处于计划的调节指导之下，实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需要致力于推进竞争性市场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