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先生晚年非常重视休闲问题，积极倡导休闲学。我认为这是先生极为重要的一项学术贡献，目前先生的这一思想在自然辩证法、科学史、环境史领域被重视得还很不够，希望大家进一步传播、发展先生的这一思想。我本人近期关注博物问题，较能体会先生倡导休闲的意义。休闲与博物有交集，都涉及到个体的人以及群体的人如何生存，都需要批判性地直面“现代性”的一整套价值观。个体怎样度过一生，群体怎样才能可持续生存？以前我们可能过分重视了二分法中的一面，而严重忽视了另一面，比如在生产与休闲二分法中我们太在乎生产，在持续创新与稳定平衡二分法中我们太在乎持续创新。后果已经很清楚，个体的一生存在、天人系统的整体运行已经严重失衡，不但瞎忙者活得很累，还透支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侵害了生态系统中其他主体( agents)的合法权益。忽视休闲的魅力、意义，一定程度上就容易同情“智力即善…强权即真理”“做大做强”“强者生存”“拳头大者说得算”等恶劣伦理。

　　由此我还想到一个元层次的问题：为何于光远先生能够高屋建瓴提出休闲学？一般的经济学家、暂学家、科学家、旅游专家、生态学家为何没有提出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也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学术问题，但值得思索。于先生晚年思想高度解放、活跃，敢于独立思索，这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相比而言，我们这些晚辈以及晚辈的晚辈，思想不够解放，有时甚至相当保守。保守未必都不好，但是学术上过于保守就会影响到视野，在中国学术无“自性”的今日，保守的结果就是跟着洋人走或者跟着官僚走，亦步亦趋。洋人或官员向左中国学者就向左，洋人或官员追逐热点P中国学者就追逐热点P。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独立人格和开放的心态就显得非常重要；思想解放未必一定得出了不起的思想，但是却有利于培育多样性、多元性的氛围。于光远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在此我也愿意提及范岱年、董光璧、张华夏、金吾伦等老先生，他们的思想也非常解放、活跃，对待不同意见十分宽容，这些很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哲学系刘华杰教授7月1日在于光远学术思想研讨会书面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