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核电事业发展

　　朱光亚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以后的30多年岁月里，他的工作面越来越宽。在国防科技领域，除继续指导核武器和核试验技术研究发展工作外，他还指导了潜艇核动力、核材料技术的研究发展，指导了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武器装备预先研究、国防关键技术报告制定、国家安全重大基础研究等重大工作，提出了许多战略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的重要思想和建议，为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实现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按照组织上的安排，他还积极参与了国防高科技向民用转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以及“军民结合”发展我国高技术等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特别是在我国核电技术发展、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和“863”计划制定与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核电技术是在军用核科技的基础上起步的。随着原子弹、氢弹技术的突破，在军事应用的牵引下，我国迅速建起了比较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核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70年2月、7月、11 月，周恩来总理先后3次提出要搞核电建设，并提出二机部不是“爆炸部”，除了爆炸原子弹、氢弹外，还要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1971年，刚刚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亚受命参与组织领导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建工作。他与二机部领导同志一起提名推荐专家参加核电站的研究、设计，在“文化大革命”艰难岁月里迅速组建起一支具有较高水平和较强科研能力的技术专家队伍，着手核电站的探索研究和调查论证。选择堆型是建设核电站需要慎重决策的关键环节。当初，对我国第一座核电站选择哪种堆型，各方面意见分歧很大。在朱光亚的支持下，项目组经过与许多专家共同商讨、论证，逐渐达成了共识，提出了放弃熔盐堆改用压水堆的意见，并很快完成了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设计方案。1974年3月，周恩来总理抱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听取核电站设计方案汇报。会上，朱光亚有力地说明了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对其给予了明确的支持。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并决定列入国家专项工程，定名为“七二八”工程。后来的实践证明，压水堆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我国实际和世界核电站发展的主流。朱光亚指导了核电站研究、设计任务的分解，以及研究试验和技术攻关项目的开展，特别是对核燃料组件的设计、试验、研制等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指导，使核燃料组件得以完全立足于国内研制成功。

　　尽管科研工作取得了许多进展，但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周恩来总理病重和逝世后的几年里，核电站建设迟迟不能进入工程实施阶段。直到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后，核电站建设才重新提上重要日程。朱光亚亲自参与领导了核电站的踏勘选址，亲赴浙江、江苏、上海多个选点考察，最终于1982年选定了浙江省海盐县的秦山厂址。1984年2月，朱光亚代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国防科工委主持了秦山核电站扩大初步设计的审批会议，审查批准了扩大初步设计，并对即将开展的工程建设中将要面临的重大关键问题和工程进度等作出了决策。1985年3月，秦山核电站正式开工，设备研制同步进行。1991年12月15 日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技术的重大突破。这些成就的取得，无不凝聚着朱光亚的心血和智慧。

组织领导“863”计划

　　“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是朱光亚贯彻“军民结合”方针、参与组织领导的又一项国家重要工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亚敏锐注意到激光技术、电子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将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他参与组织指导了激光技术、核技术、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一系列高技术研究发展座谈会，并建议在国防科技研究项目计划中作出部署安排。1983年，美国提出SDI（星球大战）计划，苏联、西欧、日本等国也相继提出了高技术发展计划，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国内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纷纷召开研讨会研究对策。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4位著名科学家联名上书邓小平和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重要建议。3月5日，邓小平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随后，国务院组织全国20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的专题研究，制订出我国第一个“军民结合”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朱光亚作为国务院高技术计划协调指导小组的成员和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著名科学家，亲自参与组织和指导了专家论证工作以及《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的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