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鉴很简单，就是互相照镜子，互相对照着看对方，看自己，看看各自是什么模样。现在“互鉴”面对的西方这个语义环境，我们称之为“一多二元”。“一”（如“基督教上帝”或唯一真理）是西方“语义环境”的一个假设推定的、凌驾于宇宙之外，高高在上、超然绝对的主宰宇宙本源体；“多”是由这个“一”创造或派生出的一切“独立、个体”物（包括人）；“二元”是“一”与“多”之间的单线单向主宰与被主宰关系，作为“多”，一切“独立、个体”物之间由于个体性而独立存在、互无联系；一旦相遇，则导致“非此即彼”对立与冲突的紧张性，构成单线单向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这个“一多二元”语义环境的特质是就是“一”的超绝（transcendentalism）和一切个体的二元对立性。

　　这个语义环境很关键，因为我们查一查西方人的活法——想法、做法和说法，都能查到它背后隐含着一个“一多二元”的语义。其语言、概念、话语、语法、叙事都无不含蓄着一个超绝上帝那样的隐喻和世界都是个体存在意义；上帝是个超级个体，上帝与一切在它之下的低级个体，以及一切小个体之间都是严格分隔的独立、碰撞、矛盾、斗争关系，即所谓二元关系。

　　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来看待随手拈来很多常见的例子。这些例子，如果我们不曾想到要将它放到语义环境中去找它的本来含义，会一直是稀里糊涂地拿似乎是对应的中文与西方词语去附会，本不是一个语义，相差很远，却硬是把它们附会为同一个词，只是不同语言而已。近代以来，我们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过来的。今天应该是我们搞搞清楚的时候；因为一直稀里糊涂，所以我们今天才离自己文化渐行渐远，才到了连我们自己也道不明中华文化是什么的地步。

　　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说法，学英语的人都知道，老师喊：“大家好！”用英语说是“Good Morning Everybody 或者Everyone”。中文的“大家”和英语的“everybody或everyone”，我们一直不加怀疑，是稀里糊涂把它俩当成是一个词汇，意义相等。但是今天认真起来，我们就发现“大家”不是“everybody”，不是“everyone”，或者说，“大家”不是“每一个单个体”，不是“每一个单个一”（英语语义如此），就看到差异了。差异是什么？就是中西方文化传统语义环境不同，就是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的区别。“每一个单个体”和“每一个单个一”就是因为它语义环境是“一多二元”：因为有个超绝上帝式的“一”在那里，一切物必然是独立、单个一或体的。英语里没有表述不独立、不单个的人的词汇，找不到与“大家”语义相等的词汇，它只有表述单个一、单个体的词汇或概念。

　　看到对方的样子，再看自己；在中文里我们为什么说的是“大家”？，因为在“一多不分”语义环境，汉语的“人”观念，是有不了“单个体”的喻意的，而有的是人与人相系不分语义，所以在中文里用“大家”问好，是很自然的。还有，为什么中国同学在学校互相称呼“学姐、学妹、学兄、学弟”，而西方学生听起来很怪异，难以理解？也是这个原因，西方“一多二元”语义环境的人是单个不联系的，“一多不分”语义环境的中国人是相系不分的，所以一个地方称呼起来很自然，另一个地方就成了怪事。这就是活法、想法、做法、说法在不同语义环境的差别。

　　可以这样分别出来中西文化现象不同的例子到处都是。只要用“一多二元”和“一多不分”两个语义环境去看，我们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纷争。比如：影响特别大，最争论不休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概念，我们只要把它们分别放入中西不同的两个语义环境中去，它们在各自在“一多二元”和“一多不分”含蓄语义上，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不同活法——想法、做法和说法，立刻清清楚楚。中国人是按照这四个词汇中文字面去理解和接受它们的语义的，都是“一多不分”意义上、都是表达占据统治地位的人为达到自私的利益，让人民失去自由（受压迫）、人民利益得不到保障（不民主）、人民受到欺压凌辱普、失去生存与生活的基本权利，这样的政治是不合法的。很明显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最强力之点——以民为本。而这些词汇其实是对西方个人自由主义词汇的中文翻译，人们却不理解，这种翻译在中国被理解的语义，其实与它们原本西语词汇的语义完全不是一回事情。我们把它们的西语原词“liberty”、“democracy”、“equality”、“human rights”原本在“一多二元”语义环境中的意思找到，很清楚无一不是含蓄着那个上帝及其超绝性理念，无一不表述“人”的作为个体性含义；如果去掉语义环境中那个上帝超绝喻意和个人主义核心含义，这些概念根本就不包含它们的被翻译为中文的那些在“一多不分”语义环境中词汇的“民本”内涵，而是不可思议、毫不相干的另一套事理——一种毫不一样的说法：想法、做法和说法。

　　在座的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可试一试任何曾碰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困惑问题，用一下“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这两个中西不同的语义环境，找一找它们的本意，解决解决充斥在社会和我们身边大量平常道不明的问题。我们用这样的方法达到重新认识中华文化，这样通过中西不同语义环境确认的不同文化特质，这样在两种文化之间把握的确凿性强，有效性强的工具，把这个工具和过程讲给别人听，讲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听，不恰恰就是让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基本途径吗？

　　三、中华文化对未来世界文化秩序的重要性

　　通过与西方“一多二元”语义环境互鉴发现的中华文化“一多不分”语义环境，通过“一多不分”互鉴“一多二元”而得到的对中华文化重新认识，这一过程所实现的，是中华文化的真正自觉，是在自觉基础上油然而生对中华文化的扎实自信，是让中华文化从西方语义环境、从其语言、概念、话语、叙事结构的强加之下解脱出来，是从长期西方话语曲解之下恢复中华文化的本来面目，是结束中华文化长期由西方言说的局面，是让中华文化自己讲述自己局面的开启，是中华文化走出去事业的真正开始，是中国人嘴里要讲真正中国的故事，是真正使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工程成为可能。

　　“一多不分”和“一多二元”的中西两个语义环境互鉴走通的这条重新认识中华文化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途径，更深刻涵义还在于它说明，讲述中国故事不是方法和途径问题，不是本身没有而需要编故事的问题，相反，是对它本身是个什么样故事的去进行认识的问题，是去找到它原原本本的故事问题。中华民族更不是要在西方故事后面爬行，模仿着去编在中国的西方故事。也就是时候，关键的问题是找得到还是找不到自己真正的故事问题。爬行在西方故事后面，模仿地编它故事，是决不会讲得出中华故事，是永远讲不出感人、符合逻辑故事的。中国故事有千千万万，但它有一个整体故事，一个叙述中华民族活法的总故事——“一多不分”语义环境叙事；千千万万故事都是这个总故事的延伸，都是它的枝叶，都是它精神血液，都是它的反映，都是由它一以贯之。中国人要知道这个总故事，中国人要意识到，不是自己是个中国人，就自然知道和能够讲述中国故事。

　　成功地走通“一多不分”、“一多二元”语义环境互鉴途径，能重新认识究竟什么是中华文化，仅仅是第一步，它最大的意义是在于真正懂得中华文化对未来世界文化秩序的必要。这个必要性成为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的价值、重要性。对它，不是喜欢不喜欢，而是世界需要它，没有它不行。需要它什么，为什么离开它不行？原因是中华文化语义环境的“一多不分”，从根源上它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属于人类经验、可行实用性强的“以人为中心”与“以关系为本”的文化。而这个个人自由主义风行、主导现代人类社会的现实，最缺少的就是“以人为中心”、“以关系为本”哲学意志、价值观、人的“意愿”与行为。

　　全球正处在一个人类面临毁灭性灾难的困境之中。困境的原因是个人自由主义造成的，是人类自己行为的恶果，显示着人类在哲学、价值、追求和行为做错的题目。困境背后这种原因，恰是缺失中国语义环境“一多不分”这种“人为中心”、“关系为本”文化。而也正是这种缺失造成严重危机局面，人类要幸免万劫不复灾祸，呼唤、回归这样的文化，就是必然。

　　什么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就是一多二元，就是鼓吹人是个体的，不是命运互系的；就是虚构、编造为私立竞争、输赢决战、生死斗争是上帝规定之天经地义的叙事。个人自由主义的危害，就在于以个人自由主义的哲学、价值和行为，诱导人类卷入无尽无休的有限游戏；全球范围，从个人到公司、社会、国家、国际——无处卷入的不是一场有限游戏。有限游戏，就是人与人竞争、为个人成功、为赢得游戏，人们分成分裂、斗争的对立面，一切目的和手段都在于把对方打败，自己成为赢者。人类到了结束有限游戏的时候了。否则，前面没有赢着、只有输者，双输等待着一切人。

　　拒绝个人自由主义，是改变哲学，改变价值，改变行为的第一步，是对危机困境的釜底抽薪。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说“不”，是停止有限游戏；人与人是命运与共的，必须认识这个哲学，起步一种“一多不分”的无限游戏，一种加强人与人联系的游戏，一种人与人以共赢为目的的长远游戏。比较哲学家安乐哲先生引用的詹姆•斯卡尔斯“无限游戏”理念，才是人类避免灾难性命运的恰当态度。只有大家联合起来，都投入一场无限游戏，才是势在必行的。这是因为困境带来的大量灾难性问题，都是内在联系的、有机的，都是不可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单独对待得了的，都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单枪匹马可以应付得了的，而必须是全球村同舟共济，齐心协力才可战胜的。。国际问题是如此，国内问题是如此；今天国内的任何问题都不是孤立问题，都是有机地与各种问题分不开，纠结在一起的。我们必须改变哲学、改变价值、改变行为，回归中华“一多不分”文化，以无限游戏态度生活。继续玩弄个人主义的有限游戏，厄运的结局要等待所有的人。

　　世界需要中华文化，未来世界文化秩序，不可缺少中华文化，是在这个意义上，让一多不分语义环境的中华文化走出去，人人大讲，让“一多不分”中国故事深入人心，让“一多不分”成为中国话语体系的红线。

　　（这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在中华传统文化创新与发展高层理论研讨会——2014中国专家学者协会年会暨国学文化研究中心授牌仪式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