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79年,因“洋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局面日益显现。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就面临着不得不进行经济调整的局面。在领导经济调整的过程中,邓小平开始重新思考在基础薄弱、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到本世纪末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
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客人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全新概念。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2天后,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又把他刚刚提出的“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表述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3月30日,他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并指出:“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看到”和“必须考虑”的“两个重要特点”。
“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什么样的现代化?
1979年7月28日,邓小平第一次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定出了标准。他说:“搞现代化就是要加快步伐,搞富的社会主义,不是搞穷的社会主义。”“当然我们不是象西方那样。如果我们平均每人收入达到1000美元,就很不错,可以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2个多月后,在10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参照国际上通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对这个标准做了详细的论证和说明。他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前一时期我讲了一个意见,等到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中,大平正芳一连向邓小平提出了两个他本人十分关注、日本国内议论较多的问题:“中国根据自己独自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对于大平正芳提出的问题,邓小平事先没有料到,但这也正是这段时期他思考最多的问题。他“想了一下”,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未,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后来,邓小平曾多次谈到他在大平先生的“启发下”提出小康目标的来龙去脉。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回答当然不准确,但也不是随意说的。”
提出“小康”,对中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小康”是“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就是还不富裕,但日子好过”。“社会存在的问题能比较顺利地解决。”邓小平说:“目标放低一点好,可以超过它。”“目标定低一点是为了防止产生急躁情绪,避免又回到‘左’的错误上去。”
小康社会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说:“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所以“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
“小康之家”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现代化”,“不能同西方比。”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真正达到每人平均1000美元,那我们的日子比他们2000美元还要好过。“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他们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
“小康之家”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是邓小平对过去设想的要在20世纪末“走在世界前列”,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样一个“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所作的重大调整和修改。
在明确了“在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不能达到日本、欧洲、美国和第三世界中有些发达国家的水平”之后,邓小平用“小康之家”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普通百姓所向往的吃穿不愁、日子好过的理想社会状态,来定位党在20世纪末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同时,他又参照西方社会的标准,用世界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小康之家”这个笼统的、没有任何量化指标概念确定了人均1000美元的标准。第一次把我们党的战略目标同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地联系起来,从而使长期以来十分抽象的经济发展战略,变成了与每一个中国人利益攸关的具体的、明确的发展目标。这就使得小康目标既能为广大的中国百姓所熟知,又易于为世界各国所理解,还能根据世界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调整,使之成为一个生动的、动态的、开放式的发展目标。